壹、前言：從子產「偷吃魚」的故事談起

春秋時代，鄭國賢相子產獲贈一條活魚，他心生憐憫，命僕人將魚放回池中生養。然而，僕人卻私下將魚烹食，並向子產編造了一個極具說服力的謊言。他回報說：「剛將魚放入池中時，牠還有些呆滯無力，但過了一會兒，便搖著尾巴，自在地游動，隨後便消失在深水之中。」子產聽後，不疑有他，欣慰地說：「得其所哉！得其所哉！」（牠回到自己最適合的地方了！）僕人退下後，卻得意洋洋地向人炫耀：「誰說子產聰明？我明明把魚吃下肚了，他還在那裡說『得其所哉』！」。

這個記載於《孟子》的故事，引出了孟子的著名結論：「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其意涵深遠：一個有德行的君子，可能會被合乎情理（方）的說詞所欺騙，但很難被違背常理（非其道）的謬論所蒙蔽 。僕人所描述的魚從呆滯到活躍的過程，完全符合一般人對生物習性的認知，這套說詞的「合理性」，成功地欺騙了以智慧著稱的子產。

這個古老的寓言，精準地投射出現代法庭的困境與核心。法官，如同子產，每日面對無數充滿矛盾與情感的陳述。他們並非全知全能的神，無法直接洞悉事件的「客觀真實」。相反地，他們必須依賴一套嚴謹的程序與原則，去評估何者為「可信」的敘事。這套原則的核心，正是孟子所說的「方」與「道」——在法律上，它被轉化為「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

本報告旨在深入剖析此一法律哲學在台灣訴訟實務中的具體運作。我們將從「常情」如何被法典化為具約束力的司法原則談起，進而分析法庭上不同角色（當事人與證人）說謊所面臨的截然不同的法律後果。最後，將透過具體案例類型，展示法院如何運用這些原則來權衡證據、塑造心證，並提出在充滿謊言與策略的法律攻防中，當事人應如何建立自身主張並揭穿對造不實陳述的有效策略。

貳、司法羅盤：「常情」作為台灣的法律原則

在現代司法體系中，「常情」或「常理」並非僅是法官個人的主觀感受，而是被明文規定、可供檢驗的法律原則。它構成了法官判斷事實真偽的基礎框架，確保司法裁決不致偏離社會普遍的認知與邏輯。

一、自由心證原則：法官判斷的起點

台灣訴訟制度的核心是「自由心證原則」。此原則賦予法官在不受僵化、預設的證據規則束縛下，根據法庭上的一切資料來形成對事實的判斷。

• 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1項規定：「法院為判決時，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
• 刑事訴訟法第155條第1項規定：「證據之證明力，由法院本於確信自由判斷。」。

這裡的「自由」，並非指法官可以隨心所欲、恣意妄為。它的真正意涵是，法官得以從不當的外部干預（如關說、壓力）及過時的法定證據主義（例如規定特定證據必然優於另一種證據）中解放出來，憑藉其專業素養與良知，對證據的價值進行獨立評估 。

二、不可逾越的界線：論理法則與經驗法則

• 自由心證的權力並非無限，法律為其劃定了兩條不可逾越的紅線，即「論理法則」與「經驗法則」。
• 法規依據：民事與刑事訴訟法皆明確規定，自由心證的運用不得違背這兩大原則。
  • 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3項：「法院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不得違背論理及經驗法則。」。
  • 刑事訴訟法第155條第1項但書：「但不得違背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
• 法則定義：
  • 論理法則：指的就是形式邏輯的規則。例如，一個人不可能在同一時間點出現在台北和高雄兩個地方 。
  • 經驗法則：這是從人類社會生活反覆累積的經驗中，歸納出來的普適性定則 。如一般人皆知下過雨後路面會濕滑，但主張「馬路濕了，所以一定是剛下過雨」，就可能違反經驗法則。

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4項要求法官「得心證之理由，應記明於判決」。這意味著，法官必須在判決書中闡明其心證形成的過程與理由。若判決理由顯然違背了論理或經驗法則，即構成判決違法，當事人可據此提起上訴 。

參、證明的天平：主張的合理性如何影響舉證責任

法律原則與謊言的後果，最終都匯流到訴訟的核心——舉證責任。一個主張是否「合乎常情」，直接決定了它在法官心中的初始分量，並深刻影響了證明天平的傾斜方向。

當事人提出的主張或抗辯，若越是偏離法院所認知的「經驗法則」，其所需承擔的舉證責任就越重。法官的內心邏輯是：既然你的說法如此罕見、不合常理，你就必須提出更強大、更無可辯駁的證據，才能說服我相信這個例外情況真的發生了 。反之，一個合乎常理的主張，能讓法官在建構案情時感到順暢無礙，無形中降低了舉證的門檻。

這正是子產故事的現代翻版。僕人「放魚入池，魚兒由呆滯轉為活躍而游走」的謊言，之所以能成功，正是因為它完美地契合了子產（代表法官）心中對「事理之當然」的預設。這個「合理」的謊言，使得子產無需更多證據便欣然接受。在訴訟上，這意味著提出合理主張的一方，其說法更容易被法院初步採納，而將反駁與證明的壓力，實質地轉移給了對造。對造此時不僅要證明自己的版本為真，還必須額外費力去推翻一個聽起來相當合理的虛假故事。

這也引出了訴訟中一個根本性的概念：「法律真實」與「客觀真實」的區別。司法制度的目標，是透過證據和正當程序，去建構一個最接近真實、最具有說服力的「法律真實」，並以此為基礎下達判決 。這個經由證據堆砌而成的「法律真實」，未必等同於上帝視角下、百分之百的「客觀真實」。當事人必須體認到，訴訟的成敗，取決於誰能提出更符合經驗法則、並有更強證據支持的「法律真實」，而非僅僅執著於自己所知的「客觀真實」。

肆、法庭上的「經驗法則」：台灣判決實務應用

「經驗法則」並非空泛的理論，它在各類訴訟中被法院反覆援引，成為判斷事實的關鍵準繩。透過分析具體案例，可以清晰地看到「常情」如何在法庭上發揮作用。

一、侵害配偶權案件

在此類案件中，法院大量運用社會生活的「通常經驗法則」來審視被告的抗辯。

• 情境分析：當已婚男女被拍到深夜獨處一室，或共同進出汽車旅館、溫泉會館等高度私密場所時，法院通常會形成一個強烈的內心確信，認為雙方存在逾越一般朋友分際的親密關係 。
• 常見抗辯與法院心證：被告常見的辯詞，如「借廁所」、「充電」、「開會」、「討論公事」等，幾乎無一例外地被法院認定為違背常情 。法院的經驗法則認為，這些事務完全可以在公開、正常的場合進行，選擇在隱蔽、曖昧的汽車旅館進行，其本身就極不合常理。除非被告能提出極具說服力的反證（例如全程的錄音錄影證明確實在開會），否則此類抗辯的可信度極低。

二、遺產繼承案件

家庭成員間的糾紛，往往充斥著口說無憑的指控與陳年舊帳。此時，經驗法則成為法官梳理複雜關係、判斷主張真偽的重要工具。

• 情境分析：在審理遺囑真偽或家庭成員間的借貸關係時，法院會參酌該家庭的經濟狀況、成員間的互動模式與人之常情。
• 法院心證：例如，一份在被繼承人臨終前突然出現、將全部財產留給某位新近結識的朋友而非子女的遺囑，會引發法院高度的懷疑，因為這違背了一般人將財產傳承給至親的經驗法則。同樣地，一筆子女對父母的大額匯款，若無借據，究竟是贈與還是借貸？法院會考量該家庭平時的金錢往來習慣、父母的經濟需求等因素，依經驗法則做出判斷。

伍、結語：理解訴訟規則，掌握自身權益

重回子產「偷吃魚」的故事，它給予身處現代法治社會的我們一個永恆的提醒：即便是最聰明、最公正的裁判者，也可能被一個合乎常理的謊言所蒙蔽。司法制度並非一台發現「絕對真實」的完美機器，而是一個依循特定規則，藉由證據來建構「法律真實」，並據此解決紛爭的場域。

在這套規則中，「常情」——即法律上的「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扮演著法官內心天平的校準砝碼。一個主張是否可信，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它是否與這套內在的邏輯與經驗相契合。說謊，尤其是沒有證據支持的謊言，終將在對造的質疑與反證下付出沉重代價，其代價不僅是敗訴，更是個人信用的全面破產。

因此，當事人捲入訴訟時，與其耗費心力抱怨對造說謊、司法不公，不如將焦點轉向如何務實地應對這場「遊戲」。首要之務，是盡快理解遊戲規則，並在專業律師的協助下，建立一套以堅實證據為基礎、合乎常情的訴訟主張。同時，必須學會如何運用規則，去檢視、挑戰並最終揭穿對造可能編造的虛假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