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JUN 2025 張倍齊律師
社會新聞版面上，性侵害案件的報導屢見不鮮，其中許多案件因男女雙方各執一詞，使得真相如同墜入五里霧中，難以釐清。究竟是一時意亂情迷的一夜情，還是趁人之危的撿屍性侵？當事人主觀感受與客觀事實之間，往往存在巨大的鴻溝。
性侵害案件，尤其是發生在熟識朋友、伴侶之間，或是在一夜情之後所引發的指控，其真相的探尋過程尤其複雜且充滿挑戰。
(一）檢察官與法官的角色：非神明，而是真相的拼湊者
在性侵害案件中，當事雙方的陳述往往截然不同，一方堅稱是你情我願，另一方則泣訴被迫。面對如此南轅北轍的說法，檢察官與法官並非擁有通天本領的神明，能夠一眼看穿真相。他們如同真相的拼湊者，必須依賴客觀的證據，遵循合法的程序，一步步去還原事件的樣貌。司法官員也是人，他們肩負著在迷霧中尋找事實的重責大任，其判斷的基礎，終究必須回歸到證據。
(二）調查程序：從告訴人陳述到被告答辯的攻防
性侵害案件的調查程序，通常始於告訴人（一般情況下多為女方）向司法機關提出控訴。為了保護可能的被害人，現行司法實務上已導入「減述程序」，盡可能減少告訴人重複陳述案發經過所可能造成的二度傷害。例如，安排社工陪同、在較為溫馨的環境下製作筆錄等，都是在初步假設被害屬實的前提下，所採取的保護措施。然而，這些措施並不等同於案件事實的最終認定，真相仍有待後續的嚴謹調查。
在告訴人陳述之後，檢察官會傳喚被告（一般情況下多為男方）到案說明，使其有答辯的機會。接著，會仔細比對雙方的說詞，找出矛盾與不一致之處，並針對這些疑點進行更深入的證據調查。
(三）證據的重要性：客觀證據的搜集與判斷
在雙方各說各話，缺乏直接目擊證人的情況下，「客觀證據」便成為釐清真相的重中之重。這些證據可能包括通訊紀錄、監視器畫面、驗傷報告、證人證詞等。整個司法認定過程，都高度依賴這些客觀事證。因為在私密空間內發生的事件，直接證據往往極其稀少，各類間接證據或情況證據，會在判決中扮演如此關鍵的角色。司法機關必須透過這些散落的拼圖，努力拼湊出最接近事實的圖像。
許多民眾可能會感到困惑，為何有些看似明確的性侵指控，最終卻以不起訴或無罪告終？觀察無罪判決常見重要判斷如：
但這些判斷標準，並非絕對，也就是說並不是「告訴人未於第一時間揭露、報警或驗傷」案件就會判決無罪，而是法院判決會綜合這些參數，綜合考量。
也就是說，法院在審酌這些因素時，並非單獨割裂地看待。一個案件可能同時存在數個上述因素，例如告訴人陳述前後不一，同時又延遲報案，且缺乏其他客觀證據佐證。這些因素的疊加，將大幅削弱告訴人指控的可信度，進而增加法院形成無罪心證的可能性。法官在個案中會進行全面性的評估，而非僅憑單一因素就做出判斷。
此外，諸如「未於第一時間揭露」或「有無積極抗拒」等因素，有時會觸及社會對於「理想被害人」的刻板印象與法律證明責任之間的微妙界線。法律雖試圖理解被害人可能因創傷、恐懼或其他複雜原因而無法立即報案或激烈反抗，但在證據法則的要求下，這些客觀行為表現（或缺乏）仍可能影響案件的走向。這也凸顯了性侵害案件認定的複雜性與敏感性。
(二）司法審慎的必要性：刑法第221條強制性交罪的重刑
司法機關在面對性侵害案件時之所以如此審慎，與《中華民國刑法》第221條所規定的「強制性交罪」刑責之重有密切關係。該條文明定：「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性交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三年以上有期徒刑」屬於重罪。在台灣的法律實務中，除非有極特殊情況適用減刑規定（例如符合《刑法》第59條「情堪憫恕」之要件，但在強制性交案件中極為罕見），否則一旦被判有罪，最低刑度即為三年，通常無法易科罰金，也難以獲得緩刑，幾乎確定必須入監服刑。
這種「或者無罪，或者重判」的極端後果，使得法官在量刑時幾乎沒有太多彈性空間，因此在事實認定上必然更加謹慎。
另一方面，《刑法》第221條中的「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屬於不確定法律概念。這意味著除了明確的強暴、脅迫、恐嚇之外，其他足以壓制被害人意願的方法也可能構成犯罪。然而，如何證明行為人使用了「其他方法」使被害人「違反意願」，尤其是在涉及酒精、藥物影響，或雙方關係複雜（例如「撿屍」或熟人作案）的情境下，往往成為檢察官舉證和法庭攻防的焦點，也增加了案件認定的難度。
當性侵害案件最終以不起訴或無罪告終時，被指控方常會感到冤屈，並考慮反告對方誣告。然而，性侵指控不成立，並不等同於告訴人就一定構成誣告罪。
(一）誣告罪的構成要件：何謂「捏造虛構」？
根據《刑法》第169條第1項規定：「意圖他人受刑事或懲戒處分，向該管公務員誣告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誣告罪的成立，關鍵在於行為人主觀上必須有「誣告的故意」，也就是明知自己所申告的內容並非事實，卻仍然意圖使他人因此受到刑事或懲戒處分；客觀上，其所申告的內容必須是「憑空捏造、虛構不實」的 。
然而，並非所有性侵案件經調查後認定不成立，告訴人就會自動構成誣告。
(二）證據不足不起訴 vs. 惡意誣告的區別
「證據不足」導致的不起訴或無罪判決，與「惡意誣告」之間存在著本質上的區別。前者是指檢察官或法官在檢視所有證據後，認為尚不足以達到《刑事訴訟法》所要求的「無合理懷疑」的定罪門檻，因此無法認定被告有罪。這並不代表告訴人所說的一切都是虛假的，可能只是缺乏足夠的客觀證據來支持其指控。
而「惡意誣告」則是指告訴人明知其所指控的事實純屬子虛烏有，卻仍然故意捏造情節，意圖陷害他人。要證明誣告罪成立，被指控方（即誣告罪的被害人）必須反過來證明原告訴人當初的指控是「故意捏造」的，這在舉證上往往有相當高的難度。僅僅因為原性侵案件證據不足，並不足以直接推論原告訴人構成誣告。
(三）實務案例：從對話紀錄看穿誣告意圖
在某些情況下，客觀證據確實能夠揭示告訴人指控的不實性，甚至可能使其構成誣告。例如曾有案例：女方指控遭性侵，但事後的通訊軟體對話紀錄卻顯示，女方仍主動與男方相約，甚至言談間流露出對性行為的期待或回味。或是雙方在事發後仍維持友好互動、共同出遊等 。
這類事後行為與通訊內容，若與被害人通常在遭受性侵後的反應模式（如恐懼、迴避、憤怒）有顯著矛盾，便可能成為推翻性侵指控、甚至證明誣告意圖的有力證據 。因為這些客觀紀錄往往能反映出告訴人在事發後的心態與對事件的真實看法，其證明力有時會強過單純的口頭陳述。
如果不幸成為性侵害的受害者，內心的創傷與恐懼難以言喻。但在極度艱難的時刻，採取正確的步驟保護自己，對於後續追訴加害人的法律責任至關重要。
(一）立即行動：報警、驗傷、保存證據
在確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務必在第一時間報警並前往醫院驗傷。身體上任何可能的瘀傷、抓痕，以及加害人可能遺留的毛髮、DNA、體液等，都是極其重要的生理證據。立即驗傷不僅能妥善保存這些稍縱即逝的證據，也能避免日後在法庭上因延遲報案而遭受不必要的質疑。
(二）傾訴與記錄：間接證據的可能
在事發後，向信任的親友傾訴當時的遭遇和心情，這些對話紀錄（例如LINE、Messenger等通訊軟體的文字或語音訊息）也可能成為間接證據。雖然親友的證言（轉述被害人的話）在法律上可能被視為傳聞證據，其證據能力會受到嚴格檢視，但在某些情況下，這些紀錄仍能輔助證明被害人在事發後第一時間的反應、情緒狀態以及事件的某些側面，對於拼湊事實全貌仍有其價值。
(三) 尋求專業協助：律師的重要性
面對性侵害案件的複雜司法程序，以及可能帶來的二度傷害，尋求專業律師的協助至關重要。律師可以擔任告訴代理人，協助被害人整理思緒、分析案情、蒐集並組織證據，更重要的是，律師能在偵查及審判過程中代表被害人發聲，保護其法律權益，並提供情緒上的支持。這不僅是為了爭取法律上的正義，也是為了讓被害人在艱困的法律程序中，感受到被賦予力量與專業的指引。
無端被捲入性侵害指控，對任何人而言都是晴天霹靂，可能導致名譽掃地、家庭失和，甚至面臨牢獄之災。在此情況下，冷靜應對並尋求正確的法律途徑至為關鍵。
(一）冷靜應對，避免失言或做出不利行為
收到司法通知或得知自己被指控時，務必保持冷靜。慌亂、憤怒或急於私下聯繫對方辯解，都可能說出或做出對自己不利的言行，反而使情況更加複雜。
(二）立即尋求律師協助：這是最重要的第一步
性侵害案件涉及的是三年以上的重罪，絕不可等閒視之。一旦知悉自己被控，應立即尋求律師的協助。律師能夠在第一時間提供正確的法律意見，協助分析案件的利弊，擬定周全的答辯策略，並指導如何合法有效地蒐集對自己有利的證據 。
(三）對律師坦誠的重要性：不實陳述將自食惡果
與律師會談時，務必將事實原委全盤托出，即使其中包含一些自己不願提及或感到難堪的細節（例如確實與對方發生一夜情，或本身有婚外情等）。律師依法負有保密義務，向律師坦誠，才能讓律師基於真實的案情，做出最有利的判斷與辯護。如果對律師有所隱瞞或提供不實資訊，一旦在法庭上被對方提出的證據所推翻，不僅會嚴重損害自己的可信度，也會讓律師的辯護策略陷入困境，最終可能自食惡果。信任是律師與當事人之間合作的基石，唯有坦誠，才能讓律師成為您最堅實的後盾。
(四）證明「合意」的可能證據：積極蒐證，重建真相
若主張雙方是合意性交，則需要積極蒐集相關證據來支持此主張，建構一個與「強制」相反的「合意」敘事。可能的有利證據包括 ：
1.通訊軟體對話紀錄：例如，事發前雙方互表好感、相約見面的訊息；或是事發後，對方仍與您保持正常、甚至親密互動的對話。這些紀錄能顯示雙方關係的脈絡與事後態度。
2.目擊證人：若有朋友或他人曾目睹您與對方在事發前後的互動情況良好、氣氛融洽，並無任何強迫或不願的跡象，其證詞亦有助益。
3.監視器畫面：例如，雙方一同平靜進入或離開旅館、餐廳等場所的影像，若能顯示互動自然，亦可作為佐證。
4.其他客觀事證：例如共同出遊的照片、一同消費的單據、顯示雙方先前有交往或曖昧關係的證據等，都有助於法院理解事件發生的背景。
面對性侵指控，辯護方不僅是消極地否認犯罪，更需要主動地提出證據，建構一個具有說服力的「合意」版本，以挑戰控方的指控。
性侵害案件的認定，往往涉及複雜的人性、模糊的記憶以及難以還原的私密情境。在司法實務中，證據始終是判斷事實的基石。無論是令人心碎的被害經歷，或是突如其來的刑事指控，都可能對個人生活造成難以抹滅的影響。
尋求專業、富有經驗的律師協助，不僅能幫助您釐清法律關係、保障自身權益，更能在此過程中提供必要的指引與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