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 JUN 2026 張倍齊律師
《法律護身符》EP415 節目封面
本頁是《法律護身符》 Podcast 單集筆記。本集整理節目重點、法律概念與精華逐字稿，作為本主題的入門總覽。
本集從一則 YouTube 留言出發：「律師為什麼替明知有罪的被告辯護，良心在哪裡？」張倍齊律師說明，律師接案並非替犯罪背書，而是刑事訴訟制度的結構性需求。 刑事訴訟的制度設計是三角形：法官居中、檢察官代表國家追訴、辯護律師代理被告爭取權益。三方各有角色，檢察官不可能同時又追訴又替被告說話，所以辯護律師的存在是讓制度能夠正常運作的必要條件，而非道德上的妥協。 律師與法官、檢察官最大的不同，在於律師可以選擇不接案，這個自主權決定了律師的執業生涯內容。但針對重大刑案，法律也設有強制辯護制度，確保每位被告都有律師協助。 張倍齊律師坦言，辦過多件性侵案，心裡並沒有太大糾結，因為他清楚自己的職責是找出卷宗中對被告有利的事實、檢視告訴人證詞與證物的瑕疵，而不是去認定誰說的才是「客觀真相」。法院判決認定的事實，不等於客觀上真實發生的事，這個認知讓他能夠在角色上保持清晰。本集上集先討論真相的本質，下集繼續談罪證確鑿時律師是否仍應辯護。
以下為節目內容的可讀整理版（已校正 ASR 錯字、刪除重複贅句，保留主要論點與說話節奏）： --- 你好，歡迎收聽法律護身符。我是張倍齊律師。今天要講的主題是「魔鬼代言人，良心何在？」 講到律師，大家可能看過不少律師電影，尤其是美國，特別喜歡把律師描述成只在乎利益、心裡對公平正義沒有什麼追求，所以才有「魔鬼代言人」這個稱呼。不過我覺得也不只有這種角度，不管是美劇還是韓國、香港的律師題材影集，律師的形象其實很多元。 我這集用這個比較聳動的標題，是因為我們 YouTube 頻道有位聽眾留言，內容大意是：「律師在什麼情況下會承接性侵、無差別殺人、虐童這類案子？已經知道對方犯了重大過失、滿口謊言，但仍然接下案子——是因為有錢可賺嗎？還是有什麼特殊原因？還有，律師幫那些明明罪無可逭的人以精神異常為由試圖脫罪，這樣的人也可以當律師嗎？」這位聽眾最後說，他覺得律師應該是充滿正義、有使命感的。 我很能理解這位聽眾的想法——「為什麼要幫那麼可惡的罪犯講好話，你的良心在哪裡？」我不能代表所有律師，但我可以分享我自己的看法和觀察。 關於「律師可以選擇不接」 先假設兩種情況。第一種：當事人說他被冤枉，說他跟女生是你情我願，但最後還是被起訴性侵。第二種：當事人直接告訴你，「對，我確實有性侵她，但希望律師協助我辯護，看能不能判輕一點。」 這兩種情況，律師要接嗎？如果你是自己開業的律師，而不是受僱律師、老闆給你什麼就辦什麼，你可以決定要接或不接。律師跟法官、檢察官最大的不同，不是誰賺多誰賺少，而是律師可以選擇「什麼案子不接」。這個不接的權利，讓你能決定自己的工作內容，影響非常大。 我自己辦了不少性侵案，老實說我沒有什麼太大的心理壓力。不管是說自己無罪、要做無罪辯護，還是坦承有罪、希望爭取較輕判決或和解，我都能接受。我以前念法律系時，同學問我以後當律師性侵案接不接，我那時候開玩笑說「有錢當然接」；但當了律師之後，有了更深的體悟。 有些人會說，律師有職責、有天職，在法律上有義務幫被告爭取公平的判決——這些都沒錯。但我更想從制度面來講。 審檢辯三角結構 我們的法律教科書講的訴訟制度，是三角形：「審」是法官、「檢」是檢察官、「辯」是辯護律師。三角形頂端是法官，兩邊分別是檢察官和辯護律師。這個對抗制的設計，是讓控辯雙方各自站在立場、攻防，最後由中立者——法官，或在國民法官制度下的一般民眾與法官共同組成的合議庭——來判斷。 為什麼要這樣設計？因為檢察官在偵辦過程中難免有偏見，要他又追訴犯罪又主動替被告說好話，確實強人所難。台灣刑事訴訟法規定，檢察官有「客觀義務」，但實務上，要檢察官在審判庭積極幫被告說話的情形並不多。這無可厚非——人坐在那個位置，就做好那個位置的工作。同樣的，律師坐在辯護席，就是要為被告盡量爭取對他有利的空間；法官接不接受，不是律師能完全掌握的。訴訟不是講幾句好聽話法官就買單，而是透過雙方攻防讓真相浮現。 被告必須要有律師的理由 大部分被告不懂法律。法官一開庭問說：「對於起訴書，證據能力爭不爭執？」被告馬上愣住，不知道什麼叫「證據能力」。接下來檢察官講一堆法律名詞，被告完全聽不懂——這樣等於是被壓著打，訴訟制度根本無法正常運作。 所以，被告需要一位具有相當法律知識的人協助他，讓整個訴訟程序能夠順暢進行。「順暢進行」不是說一定要判有罪或無罪，而是讓這個制度能夠走下去。 實務上，重大刑案設有強制辯護制度，一定要指派律師給被告，不管是透過法律扶助或公設辯護人。我們的制度本來就要求要有律師協助被告。 「真相」的本質 我之所以辦案沒有太大糾結，是因為我清楚自己的職責：盡力幫被告爭取權益。我的工作是找出卷宗裡對被告有利的事實、檢視證人的證詞有沒有瑕疵、看告訴人（我一直覺得不應該叫「被害人」，應該叫「告訴人」）提供的證詞或證物有沒有問題，整個偵查過程有沒有疏漏。 聽眾可能會問：「如果有疏漏，但他明明就有做，難道就放他一碼嗎？」我只能說，我真的不知道他到底有沒有做。我辦過汽車旅館裡的性侵案，男生說是你情我願、女生說被灌酒下藥，最後檢察官起訴——這種案子不只一件。我們永遠無法回到那個時空，法院的判決也只是「訴訟上認定的事實」，不等於「客觀真實發生的事」。就算法院認定被告沒有強制性交，不代表客觀上真的沒有發生；我們也無法找到誰能「認定法官判錯了」，只能靠上訴審機制。 因此，我不會糾結太久，因為我知道自己的極限在哪裡，也知道自己的職責在哪裡。開庭的時候，我要做好辯護律師應該做的事。讓律師當庭「正義感爆棚」、直接說「法官我覺得被告有罪，趕快判死刑」，那不可能在現實中發生，也不是律師該做的事。 本集先講到這裡 這一集先講的是：客觀的真相，可能永遠沒有人知道。下一集繼續講：如果真的罪證確鑿，律師你還要不要接案？我們下集見。
刑事辯護讓很多人感到不安——「律師幫那種人辯護，到底有沒有良心？」這個問題背後，其實隱藏著對整個訴訟制度如何運作的疑問。如果你正在面對刑事案件，不管是作為被告、告訴人，還是只是想理解法庭運作方式，都歡迎找張倍齊律師諮詢。張倍齊律師會直接告訴你你的案件在制度中處於什麼位置、你的選項是什麼，以及律師能做到哪些、做不到哪些。
※ 本頁為 Podcast 節目筆記與一般法律知識整理，非具體個案之法律意見；法令與實務見解可能變動，具體情形請洽律師依個案評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