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JUN 2025 張倍齊律師
時常遇到當事人表示：「律師，我要求的不是錢，我只要對方一句道歉！」這句話聽似簡單，卻往往是整個案件中最難以實現的目標。道歉，不僅僅是口頭上的一句「對不起」，它承載著對受害者情感的撫慰、對錯誤行為的承認，以及對個人名譽的修復。然而，法律系統主要處理的是權利義務的分配與損害的填補，對於這樣帶有濃厚情感與道德色彩的需求，法律所能提供的直接手段其實相當有限。
這個議題因為大法官憲法法庭的一項重要判決-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2號判決。這項判決宣告了法院「強制要求加害人對被害人登報道歉」的行為是違憲的。這個轉變，不僅影響了未來法院處理相關案件的方式，也讓我們必須重新思考，在現行的法律框架下，當名譽受損時，被害人該如何為自己發聲？而加害人又該如何面對「道歉」這道難題？
要理解這項判決的深遠影響，我們首先需要對我國的法院體系，特別是一般法院法官與大法官的角色，有一個基本的認識。
許多民眾可能對於「法官」與「大法官」的區別不甚了解。簡單來說，兩者在司法體系中扮演著截然不同的角色。
(一) 各級法院法官的職責：審理個案，適用法律
一般我們在新聞上看到或實際訴訟中接觸到的，是地方法院、高等法院及最高法院的法官。這些法官負責審理具體的民事、刑事或行政案件，例如判決某人是否有罪、是否應該離婚、或者是否應撤銷某項行政處分等。他們的主要工作是依據現有的法律規定，對個案事實進行認定並做出判決。可以說，他們是法律的「適用者」。
(二) 憲法法庭大法官的角色：審查法律是否違憲
相較之下，司法院的大法官（現改制為憲法法庭）並不審理具體的個案紛爭，而是肩負著「違憲審查」的重責大任。他們的核心任務是判斷某一條法律本身，或者法院在適用法律的過程中，是否牴觸了國家根本大法——《憲法》所保障的人民基本權利。如果大法官認定某法律或法院的特定作法違憲，那麼該法律或作法就可能失效或需要修正。這意味著大法官的判決具有改變整體法律秩序的效力，其影響力遠超過單一個案的判決。
一個案件能夠上呈到憲法法庭，通常表示當事人已經窮盡了一般的救濟途徑（如上訴到最高法院），但對於判決結果或其所依據的法律見解仍有不服，並認為其中涉及憲法層次的問題。因此，憲法法庭的判決往往針對的是具有原則性、普遍性的法律爭議，其決定對於全國各級法院都具有拘束力，深刻影響著法治的發展。
(一) 憲法判決：宣告強制登報道歉違憲
過去，在一些名譽侵權等案件中，法院可能會判決加害人必須在報紙上刊登道歉啟事，作為回復被害人名譽的方式之一。然而，憲法法庭在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2號判決中明確指出，法院強制要求加害人以登報等方式公開向被害人道歉的這種作法，是「違憲」的。這項判決的主要結論是，未來法院不能再以判決強制被告（加害人）用登報的方式向原告（被害人）道歉。也就是說，這種行之有年的司法實務，就此走入歷史。
(二) 核心理由：侵害言論自由與思想自由
為何大法官會做出這樣的認定呢？最主要的核心理由，在於此舉侵害了《憲法》所保障的「言論自由」與「思想自由」。《憲法》保障每個人都有表達自己意見的自由，這同時也包含了「不表達」的自由，以及不被迫表達自己所不認同之意見的自由（即消極的言論自由）。
多數大法官認為，道歉本身應是發自內心的真誠表示。如果一個人根本沒有悔意，卻被法院用判決強迫他公開表達歉意，這無疑是干預了他的思想自由（內心是否感到抱歉）與言論自由（被迫發表非自願的言論）。這種作法，等於是國家權力介入個人的內心世界與表達領域，與《憲法》保障基本人權的意旨相悖。
更深一層來看，實務上，許多被判決強制登報道歉的被告，往往選擇消極抵抗，根本不予理會。最終，常常演變成原告（被害人）自行拿著判決書去報社，以被告的名義刊登道歉啟事，然後再向被告追討刊登費用。如此一來，被告自始至終可能都沒有真正表達過任何歉意，整個過程更像是一種由原告執行的「代理道歉」，其實質意義與真正的道歉相去甚遠。這種徒具形式、缺乏實質悔意的作法，也可能間接強化了大法官對於其合憲性的疑慮，認為此種手段對於回復名譽的實際效益有限，卻對基本權利造成了不成比例的侵害。
(三) 見解的轉變：從合憲到違憲的歷程
值得注意的是，大法官對於「強制登報道歉」的立場並非一成不變。事實上，在過去的解釋中，大法官曾經認為此類要求並未違憲，理由是為了回復被害人受損的名譽，此種方式有其必要性，且未過度侵害言論自由。
然而，隨著時代的演進、人權意識的提升，以及大法官組成的更迭，對於《憲法》基本權利的理解與衡量標準也可能隨之深化。此次憲法法庭推翻了先前(釋字656號)的見解，改認定強制登報道歉違憲，正反映了法律解釋的動態性。這顯示出我國的憲政體制並非僵固不變，而是會隨著社會價值觀的發展、法學理論的演進，以及對人權保障更細緻的思考，而做出相應的調整。這種轉變，也可能意味著司法系統對於個人自主性與表達自由的保護，提升到了更高的層次，即使是對於民事侵權行為的加害人，其基本的思想與表達自由仍應受到嚴格的保障。
強制登報道歉既已被宣告違憲，那麼對於名譽受損的被害人而言，未來該如何尋求救濟，以回復自身的清白與尊嚴呢？
(一) 對加害人的限制：法院不再強制要求登報道歉
首先必須明確的是，這項判決直接的影響就是，法院未來在審理名譽侵權等案件時，不能再判決要求加害人必須刊登道歉啟事。過去那種「判命被告應登報道歉」的判決主文，將不復存在。
(二) 被害人的救濟途徑：
雖然強制登報道歉已不可行，但被害人仍有其他合法的方式可以維護自身權益：
1. 請求法院判決勝訴全文刊登
一個重要的替代方案是，被害人可以在勝訴後，請求法院同意或由被害人自行將法院的「判決書全文」或「判決主文及理由摘要」刊登在報紙、網站或其他適當的媒介上。這種作法的目的，是藉由公開法院的正式判決，向社會大眾澄清事實真相，證明被害人的名譽已經過司法程序的審理而獲得平反。
這與強制被告刊登「道歉啟事」有本質上的不同。刊登判決書，是陳述一個客觀的法律事實（法院認定加害人侵害名譽，被害人勝訴），而非強迫加害人表達其主觀的悔意。這種方式，既能達到回復名譽、以正視聽的效果，也避免了侵害加害人言論及思想自由的疑慮。可以說，這是從「強迫表態」轉向「事實昭示」，更側重於透過司法認證的真相來回復受損的社會評價。
2. 請求精神損害賠償
名譽權屬於人格權的一種，名譽受損時，被害人本來就可以依法請求「精神慰撫金」（即精神損害賠償）。在強制登報道歉的途徑受限後，精神慰撫金的重要性可能會更加凸顯。被害人可以透過請求合理的金錢賠償，來彌補其因名譽受損所承受的精神痛苦。法院在酌定賠償金額時，也會考量雙方身分地位、侵權情節、損害程度等因素。
憲法法庭的判決改變了法律的遊戲規則，但「道歉」在人心中的分量，以及在紛爭解決過程中的複雜性，依然存在。接下來，和大家分享一些關於道歉的現實觀察與應對策略。
許多當事人踏入法庭，心中最大的渴望往往不是金錢，而是一句真誠的道歉。但這看似簡單的願望，為何在現實中卻如此難以達成？
(一) 情感與面子：當事人爭的往往不只是法律權益
訴訟打到最後，很多時候爭的其實是一口氣。對於被害人而言，道歉代表著對方承認錯誤，是對自己所受委屈的一種肯定與慰藉。而對於加害人來說，道歉則可能意味著示弱、丟臉，甚至影響其社會評價。在這種「面子之爭」下，雙方都可能寸土不讓，使得道歉成為談判桌上最難以鬆動的一環。
這種對「氣」的執著，往往超越了對法律權益的理性計算。原告可能因為得不到道歉而拒絕看似合理的和解方案；被告也可能因為不願低頭，而寧願承擔敗訴的風險與更高的賠償。這背後深層的心理因素，是法律條文難以直接處理的，也是道歉之所以困難的根本原因之一。
(二) 現行法律下，促使道歉的可能途徑：
儘管法院不能再「強制」登報道歉，但在現行的法律體系下，仍然存在一些可能促使加害人道歉的情境：
1. 民事案件：作為和解條件
在民事訴訟中，雖然法院不能判決強制道歉，但雙方當事人可以在「和解」的過程中，將道歉作為和解的條件之一。例如，原告可以表示，如果被告願意公開或私下道歉，則願意降低賠償金額或撤回部分請求。這種道歉是基於雙方自願達成的協議，而非法院的強制命令，因此並不違反憲法判決的意旨。
當然，被告是否願意以此作為和解條件，取決於他對整個訴訟風險的評估，以及原告所提出的整體和解方案是否具有足夠的「誘因」。如果被告認為道歉所能換取的利益（例如避免更高的賠償、省去冗長的訴訟程序）大於道歉本身所帶來的負面感受，才有可能達成協議。這也意味著，原告若想爭取道歉，可能需要在其他方面做出相應的讓步。
2. 刑事案件：作為緩起訴或緩刑的考量因素
在某些同時涉及刑事責任的案件中（例如公然侮辱、誹謗罪），道歉的態度與行動，可能會影響檢察官或法官的決定。例如，檢察官在考量是否給予被告「緩起訴」處分時，可能會將「向被害人道歉」列為緩起訴的條件之一。同樣地，法官在量刑或考慮是否宣告「緩刑」時，被告是否已向被害人道歉並取得諒解，也常是重要的參考因素。
這種情況下，被告道歉的「自願性」確實值得玩味。雖然名義上是自願，但往往是為了換取較輕的刑事處遇（例如免於被起訴或入獄）而做出的策略性選擇。這與憲法法庭在民事強制道歉案件中所強調的「思想自由」——即內心真實意願的表達——似乎存在一定的張力。儘管如此，這類規定在刑事法規中依然存在，也確實成為實務上促使部分加害人向被害人道歉的一種途徑。這也凸顯了民事與刑事程序在處理道歉議題時，所考量的側重點與法律效果可能有所不同。
憲法法庭宣告民事強制登報道歉違憲後，原告在民事求償時少了一項要求對方公開道歉的施壓工具。然而，若案件同時涉及刑事責任，被害人仍可透過刑事告訴程序，在被告尋求緩起訴或緩刑時，將「道歉」作為是否願意原諒對方、促成和解的關鍵因素，這在某種程度上轉移了談判的場域與籌碼。
當道歉成為協商的一部分時，其形式、內容，乃至於協商時的態度，都可能成為雙方角力的焦點。
(一) 道歉方式的堅持與彈性
有些案例，當事人不僅要求對方道歉，對於道歉的「形式」也極為講究。例如，除了當庭口頭道歉外，還要求在公司佈告欄張貼道歉聲明，或是在特定社群媒體上公開致歉。然而，被告可能願意當庭說一句「對不起」，但對於額外增加的、更具公開羞辱意味的形式，則難以接受。
這時，原告方的堅持與彈性就顯得非常重要。過於執著特定的道歉形式，有時反而會讓原本可能達成的和解付諸流水。因為對被告而言，道歉的形式往往牽動著他對「受辱程度」的感受。他可能認為，自己已經釋出善意願意道歉，為何對方還要如此「刁難」？
(二) 過於苛求恐致協商破局
在協商道歉的過程中，如果原告提出的道歉內容過於冗長、措辭過於嚴苛，或是要求的道歉方式過於複雜、令被告感到難堪，都很容易導致協商破局。被告可能會覺得，與其接受這種「屈辱式」的道歉，不如繼續訴訟，賭一個對自己有利的判決結果。
因此，當事人在協商道歉時，需要理解到道歉的協商本身就是一場細膩的心理博弈。原告希望透過道歉最大程度地彌補傷害、彰顯正義；被告則希望在表達歉意的同時，盡可能降低對自身形象的損害。如何在兩者之間找到平衡點，考驗著雙方的智慧，也考驗著代理律師的協調能力。律師在此時的角色，不僅是法律權益的捍衛者，更是協助當事人釐清利弊、管理期望、促成和解的溝通者。
面對「道歉」這個難題，我通常會建議當事人，特別是身為原告或被害人的一方，需要更理性地評估情勢，爭取對自己最有利的實質結果。
(一) 衡量訴訟風險與和解的實際利益
在堅持要求對方道歉之前，務必先冷靜評估：如果對方堅不道歉，繼續訴訟下去，自己的勝算有多高？即使勝訴，最終能獲得的賠償或救濟，是否真的符合自己的期待？訴訟本身曠日廢時，勞心傷財，這些成本也都需要一併考量。
有時候，過於執著在「道歉」這一點上，可能會讓整個和解協商陷入僵局。最終，不僅可能得不到道歉，甚至連原本可能獲得的金錢賠償或其他有利條件也一併失去。更糟的情況是，判決結果不如預期，落得「賠了夫人又折兵」的窘境。因此，將「道歉」視為和解的眾多考量因素之一，而非唯一且不可動搖的目標，或許是更務實的作法。
(二) 「得饒人處且饒人」的智慧
「得饒人處且饒人」並非要求無條件地原諒，而是在適當的時候，展現一定的彈性與寬容。有時候，對方可能願意道歉，但礙於面子或表達能力，無法完全依照我方的要求來進行。此時，如果能稍微放寬標準，例如接受對方當庭一句誠懇的「對不起」，而非堅持要他寫下洋洋灑灑的悔過書，或許更能促成和解，讓雙方都能早日從紛爭中解脫。
追求一個「完美」的道歉，有時反而會讓自己陷入更長的痛苦。思考一下，什麼才是自己在這場紛爭中最想達成的核心目標？是出一口氣？是獲得金錢賠償？還是盡快回復平靜的生活？釐清自己的優先順序後，對於道歉的形式與內容，或許就能有更大的彈性空間。畢竟，訴訟的最終目的，應是解決問題，而非製造更多的對立與怨懟。
總結來說，大法官憲法法庭宣告「強制登報道歉」違憲，是我國人權保障的里程碑，它確立了個人思想與消極言論自由的重要性，即使在民事侵權的脈絡下亦然。這項判決後，被害人雖然不能再透過法院判決強迫加害人公開登報道歉，但仍可藉由請求刊登判決勝訴全文、爭取精神損害賠償等方式來維護名譽、填補損害。
至於「道歉」本身，無論法律如何變遷，它在人際衝突與情感修復上的重要性依然存在。只是，在現今的法律框架下，要獲得一句道歉，更多時候需要仰賴雙方在和解協商過程中的智慧與意願，或者是在刑事程序中作為被告爭取有利處遇的考量。
如果您目前正因為名譽受損而考慮採取法律行動，或正在與對方協商道歉事宜，我誠摯地建議您：
1.充分了解新的法律規定：明白法院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才能制定務實的策略。
2.理性評估自身處境：衡量訴訟的利弊得失，不要僅憑一時意氣做決定。
3.保持協商的彈性：在道歉的形式與內容上，適時展現「得饒人處且饒人」的態度，或許更能促成圓滿的解決方案。
「要人道歉，才是最難的」，這是法律與人性的交織。希望此文能幫助大家更清晰地認識這個議題，並在面對相關法律問題時，做出最適合自己的判斷與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