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JUL 2025 張倍齊律師
近年來，台劇《八尺門的辯護人》無疑是法律題材中最為深刻、最引人反思的作品之一 。它不僅劇情引人入勝，更透過一個個鮮活的角色與情節，揭示了台灣司法體系中許多幽微且複雜的議題。身為執業律師，我更是在其中看到了許多令圈內人會心一笑，卻又笑中帶淚的橋段。
其中，主角佟寶駒律師在劇中講的一則笑話，尤其令我印象深刻：
開庭前，法官、檢察官和律師在法庭裡枯等遲到的被告。
法官提議：「不如我們來講笑話吧。」他清了清喉嚨說：「我先講，四個字，無罪推定。」語畢，眾人發笑。
檢察官接著說：「換我，也是四個字，偵查不公開。」笑聲更大了。
最後，律師緩緩地說：「那輪到我了，律師倫理。」全場笑得前仰後合。
這時，被告衝進法庭大喊：「我是冤枉的！」
結果，大家笑得更瘋了。
這則笑話之所以「好笑」，是因為它殘酷地戳中了司法實務的核心痛點。它諷刺了在司法體系中，法官、檢察官與律師這三個重要角色，有時會背離他們最應當堅守的原則。
藉由這則笑話，為各位深入剖析這三個看似神聖，卻在現實中充滿挑戰的法律原則，帶大家看懂司法體系的理想與現實。
| 法律原則 | 理想中的樣貌 | 現實中的挑戰 |
|---|---|---|
| 無罪推定 | 法官秉持空白心證，在有罪判決確定前，視被告為無辜。檢方負完全舉證責任。 | 制度（卷證併送）與人性，可能導致法官在審判前已對被告產生預斷與偏見。 |
| 偵查不公開 | 偵查過程嚴格保密，保護被告名譽，並防止嫌犯串證、滅證，以確保偵查效能。 | 偵查內容常被選擇性洩漏給媒體，形成未審先判的輿論壓力，淪為「偵查公開」。 |
| 律師倫理 | 律師應忠於當事人，嚴守利益衝突與保密義務，作為監督司法、維護正義的在野法曹。 | 少數律師為求勝訴或個人利益，遊走於倫理邊緣，損害了整個職業的信譽與公信力。 |
「無罪推定」是這則笑話的第一個包袱，也是現代刑事司法最根本的基石。
(一) 法律的明確誡命
所謂「無罪推定原則」，在台灣《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1項中有著明確的規定：「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這不僅是法律條文，更是受《世界人權宣言》所保障，國際公認的基本人權原則 。它的核心精神在於，任何被國家指控犯罪的人，在法院做出最終的有罪判決之前，都應該被當作是清白的。
這個原則的設立，是為了保障人權，防止國家權力被濫用，避免「寧枉勿縱」，錯殺任何一個無辜的人 。
(二) 舉證責任在檢方，不在被告
無罪推定原則延伸出一個至關重要的概念：舉證責任在於控方。也就是說，是代表國家的檢察官，必須提出充分、確鑿的證據，向法院「證明」被告有罪 。
被告並不需要「自證己無罪」。這點非常關鍵，因為要證明一件「沒有發生」的事情，是極其困難甚至不可能的。如果我指控你昨天偷了辦公室的錢，你要如何證明你「沒有」偷？難道要提出24小時的完美不在場證明嗎？如果法律要求被告自證清白，那檢察官就可以任意起訴任何人，再把證明的難題丟給人民，這將導致司法體系的崩壞。
因此，當證據不足，事實存有疑點時，基於「罪疑唯輕」原則（，法官就應該做出對被告有利的認定。
既然無罪推定如此重要，為何在劇中會被法官拿來當作自嘲的笑話？這背後反映了結構性與人性上的雙重困境。
(一) 制度性的挑戰：「卷證併送」如何污染法官的「空白心證」
台灣傳統的刑事訴訟制度採行「卷證併送」。這意味著檢察官在起訴被告時，會將偵查期間蒐集到的所有卷宗、筆錄和證物，也就是所有對被告不利的資料，一併送到法院 。
這就產生了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法官在開庭審理、聽到被告辯護之前，就已經閱讀了大量由檢方單方面整理的、充滿有罪指控的資料。這好比一場考試，裁判在比賽開始前，就只看了其中一方選手寫好的「必勝劇本」。在這種情況下，要讓法官保持一顆完全中立、不偏不倚的「空白心證」，無疑是對人性的巨大考驗 。這種制度設計，本身就與無罪推定的精神存在著內在的緊張關係，這也是為何法律圈會對「起訴狀一本主義」（即起訴時只送一張起訴書，證據在法庭上才提出）有諸多討論的原因 。
在2023年上路的「國民法官」制度中，就明確採納了「起訴狀一本主義」的精神，避免讓國民法官在審判前接觸到卷證，以維護審判的公正性 。
笑話的第二個包袱，是檢察官自嘲的「偵查不公開」。這個原則，在台灣幾乎已成為一個公開的秘密。
《刑事訴訟法》第245條第1項明定：「偵查，不公開之。」。這項原則的目的主要有二：
1. 保護無辜者的名譽：這是無罪推定原則的延伸。在偵查階段，案件事實尚未釐清，若過早將嫌疑人的身分、涉案情節公諸於世，一旦最後證實是烏龍一場或不起訴，對當事人造成的名譽損害已難以彌補 。
2. 確保司法的公正與效能：偵查不公開是檢警辦案的重要武器。透過資訊不對稱，可以防止共犯之間串證、湮滅證據，或讓主嫌聞風逃亡。同時，也能避免媒體審判影響法官心證，或對證人造成壓力，進而保障審判的獨立與公正 。
(一) 媒體公審的日常
然而，在台灣的司法實務中，我們經常看到的是「偵查很公開」。每當有重大案件發生，偵查中的細節、嫌疑人的供述、甚至檢警的下一步計畫，都可能透過「不具名消息來源」出現在新聞媒體上。儘管《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有詳細規定，禁止在偵查中帶同媒體辦案、或發表預斷有罪的言論 ，但這些規定在實務上卻常常被架空。
(二) 制度的進步與未竟之路
平心而論，相較於二、三十年前，警察會將嫌犯一字排開，與查獲的槍枝毒品一同「展示」給媒體拍攝的年代，現在的法治觀念已有長足進步。
但問題的核心在於「執法落差」。當偵查資訊被洩漏，究責機制卻往往失靈。有統計顯示，過去多年來，因違反偵查不公開而被檢討的案件雖多，但真正受到懲處、甚至起訴的執法人員卻寥寥可數 。當違反規定的成本極低，而洩漏資訊又能帶來滿足公眾知的權利、展現辦案績效等「好處」時，這個原則自然就容易淪為一句口號。這正是檢察官之所以能拿它來開玩笑的悲哀之處——規則人人都懂，但現實卻是另一回事。
笑話的最後，律師用「律師倫理」作為壓軸，引來全場最大的笑聲。這反映了法律社群內部，甚至包含法官和檢察官，對於部分律師行為的質疑與無奈。
在法律體系中，法官與檢察官是代表國家行使公權力的「在朝法曹」，而我們律師，則被稱為「在野法曹」。這意味著律師不僅是接受當事人委託的代理人，更肩負著從外部監督司法、促進司法正義的社會責任。
律師與當事人的關係，完全建立在「信賴」之上。當事人將攸關身家性命的秘密託付給律師，律師因此必須恪守最嚴格的職業倫理。
《律師法》與《律師倫理規範》對律師的行為有著詳細的規定，其中最重要的莫過於以下兩點：
1. 利益衝突迴避：律師不能接受與現有或過去當事人利益相衝突的案件。例如，我不能在一個詐騙集團案件中，同時為互相指控對方是首腦的兩名共犯辯護，因為這會讓我陷入無法忠於任何一方的窘境 。違反利益衝突的規定，是律師懲戒中最常見的類型之一，嚴重者可能面臨停止執業甚至除名的處分 。
2. 保密義務：律師對於從當事人處得知的任何資訊，都有嚴格的保密義務，除非獲得當事人同意或基於防止重大危害等法定事由，否則絕不可洩漏 。這是維繫律師與當事人信賴關係的基石。
(一) 規範與懲戒的現實
那為何「律師倫理」會成為笑話？一部分原因在於，從法官、檢察官的角度來看，他們或許認為現行的倫理規範強度不足，或律師公會的懲戒處分「不痛不癢」，無法有效嚇阻少數律師的不當行為。
必須坦承，雖然絕大多數的律師都兢兢業業、堅守分際，但確實有少數害群之馬，為了勝訴、名聲或金錢，不惜遊走在倫理邊緣，例如教唆偽證、惡意詆毀司法官、甚至侵占當事人的款項。這些行為雖然是少數，卻嚴重傷害了整個律師行業的聲譽 。
(二) 對司法體系的深層傷害
這也是我認為律師違反倫理最嚴重的地方。當事人可以不信任法官、不信任檢察官，因為他們是國家機器的代表。但如果連自己親自選擇、唯一應該站在自己這邊的律師都背叛了自己，那當事人對整個司法體系的信賴將徹底崩潰。
這種背叛，不僅是對單一客戶的傷害，更是對社會大眾信心的侵蝕。它會加深「法律只保護有錢有勢的人」這種負面印象，讓民眾覺得在司法面前求助無門。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律師自己，也必須用最嚴格的標準來要求自己，因為我們是當事人接觸司法的第一線，也是他們維護權益的最後一道防線。
《八尺門的辯護人》裡的這則笑話，用三言兩語道盡了台灣司法的困境與掙扎。然而，將這些原則當成笑話，並非全然的戲謔，更多的是一種深刻的自我提醒與期許。
我必須強調，絕大多數的法官、檢察官與律師，都在自己的崗位上為實現司法正義而努力。我們之所以要不斷地討論「無罪推定」、「偵查不公開」與「律師倫理」，正是因為我們深知這些原則的脆弱與重要，並時刻警惕自己不要成為笑話中的主角。
這也凸顯了一個殘酷的現實：當您不幸需要走進法院，您將面對的是一個充滿潛在偏見、輿論壓力與人性考驗的複雜戰場。在這樣的環境中，您所能做出的最重要、也最關鍵的決定，就是選擇一位真正值得您信賴的專業律師。
一位好的律師，不僅要具備深厚的法律專業，更要能洞悉司法體系的運作邏輯，理解人性的複雜，並堅守最高的職業倫理。他將是您在驚濤駭浪中的領航員，為您釐清方向，守護您的權益。
希望透過這篇文章的分享，能讓您對司法有更深一層的認識。如果您正面臨法律上的難題，需要一位能為您剖析利弊、並肩作戰的夥伴，歡迎與亮遠法律事務所聯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