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 AUG 2025 張倍齊律師
身為兩個孩子的父親，我至今仍清晰記得陪太太產檢時的複雜心情。每一次踏入診間，都是一次期待與憂慮的交織。當醫師透過儀器，將寶寶那強而有力的心跳聲，如同環繞音響般在診間放大時，那種震撼感，是身為父親第一次真實感覺到，自己與那個在肚子裡的小生命，是真實地存在於同一個物理世界。
看著超音波螢幕上模糊的黑白影像，聽著醫師解說寶寶的成長進度，每一次產檢，都讓我們對新生命的到來多一份期待。然而，這份期待中也夾雜著一絲不安。我們總是既盼望又害怕地問醫師：「寶寶一切都健康嗎？」深怕聽到任何不好的消息。這種心情，相信是所有準父母都能深刻體會的。
如果滿心歡喜地迎接新生兒，卻意外發現寶寶的身體有先天缺陷，而這個缺陷在過去十個月的產檢中從未被發現時，那種從天堂墜入谷底的衝擊，以及隨之而來的自責、困惑與憤怒，是外人難以想像的。這時，一個沉重的問題必然浮現：「為什麼產檢沒檢查出來？醫師是不是有疏失？我能為孩子做些什麼？」本文將從一位父親與律師的雙重角度，深入探討這個複雜且沉重的法律問題。
許多家屬的第一個反應是，既然有做產檢，就應該檢查出所有問題，沒檢查出來就是醫師的錯。然而，無論是在醫學上還是在法律上，這個結論都過於簡化。要判斷醫師是否需要負責，必須先理解醫療科技的極限，以及法律上如何認定「過失」。
產檢中最核心的影像工具——超音波，並非萬能的透視眼。法院在審理相關案件時，也逐漸認識到其固有的技術限制。許多判決指出，超音波影像的清晰度會受到多種因素干擾，例如：
因此，即使是常規產檢甚至高層次超音波，也無法保證100%發現所有胎兒的異常，特別是較細微的肢端（手指、腳趾）或非結構性的問題 。法院也認為，現代醫學對胎兒生理與疾病的了解仍在發展中，許多疾病在產前本就難以診斷 。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醫師的責任不僅在於「操作儀器」，更在於「告知」。如果醫師在產檢前，沒有充分向孕婦說明超音波檢查的極限與風險，讓家長產生「做了檢查就一定沒問題」的錯誤期待，那麼即使檢查過程本身沒有技術性失誤，醫師仍可能因為未盡到法律上的「告知義務」而被認為有疏失。
當不幸的結果發生時，法院判斷醫師是否有「過失」，並非單純看結果，而是審查其「醫療過程」是否符合應有的注意標準。這個標準在法律實務上，是一個動態且綜合性的判斷。
首先，法院會參考所謂的「醫療常規」，也就是在相同條件下，一位普通、一般的醫師通常會採取的醫療措施 。這是判斷醫師是否盡責的最低標準。如果一個醫師的行為連醫療常規都未達到，就很有可能被認定有過失。
然而，法律的要求不止於此。僅僅符合「醫療常規」，不代表醫師就一定能免責。法院進一步會用一個更高的標準來檢視，即「醫療水準」，或稱為「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這個概念，可以理解為一個「理性、謹慎的醫師」在當時情況下應該會做出的判斷與行為。
這個判斷標準並非全國統一，而是個案化的。法院會綜合考量多種客觀因素，例如：
這種判斷模式的背後，體現了法律的一個重要精神：醫療專業不能「醫醫相護」，自己訂立一個過低的注意標準。法律保留了最終的審查權，要求醫療行為不僅要符合「同業普遍在做的事」，更要符合「在當時情況下，一個理性專業人士應該做到的事」。這也解釋了為何在某些案例中，即使醫師的作法符合多數同業的習慣，但若法院認為該習慣本身就不足以保障病人安全，醫師仍可能被判決有過失。
一旦法院認定醫師在產檢過程中有疏失，接下來的問題便是：誰有權利請求賠償？可以請求哪些項目的賠償？這涉及到複雜的法律權利主體與損害範圍認定。
(一）母親（孕婦）是主要的請求權人
在產檢疏失的訴訟中，法律上稱之為「Wrongful Birth」（不當出生），主要的請求權人是母親。法院認為，醫師的疏失，侵害的並非胎兒的生命權或健康權（因為胎兒的缺陷是先天性的，並非醫師造成），而是母親的「人工流產自主決定權」 。
換句話說，醫師的過失在於，他沒有提供正確且充分的胎兒健康資訊，導致母親無法在法律允許的期間內（依優生保健法），就是否要終止懷孕做出自由且知情的決定。這個「選擇權」的被剝奪，是母親請求損害賠償的核心基礎。
(二）父親（配偶）與子女的請求權限制
在確定母親是主要請求權人後，賠償的範圍也有明確的界線。
(一）可以求償的項目
1.特殊支出費用：這是賠償的核心項目。指的是因為孩子有特殊健康狀況，所「額外」增加的費用，例如長期的醫療費、復健費、特殊教育費、看護費等。這些費用是一般健康孩子所不需要的，法院認為這部分因醫師疏失而增加的家庭負擔，應由醫師賠償 。
2.母親的精神慰撫金：用以彌補母親因「自主決定權」被侵害所受到的精神痛苦。金額多寡由法官依個案情況，審酌雙方身分、地位、經濟能力等因素決定 。
3.父親的精神慰撫金：有爭議。
(二）不能求償的項目
1.一般扶養費：指養育一個孩子的基本食衣住行育樂開銷。法院認為，父母對子女本來就有扶養義務，不能因為孩子有殘疾，就將其出生視為一種「損害」，進而要求醫師負擔全部的養育成本 。
2.子女的精神慰撫金：如前所述，因其在法律上非權利被直接侵害者，故無法請求 。
面對如此沉重的打擊，法律能提供的，往往是事後的金錢賠償與責任釐清，但它無法真正撫平家庭所承受的傷痛。在尋求法律途徑的同時，我們也應對醫病關係與社會支持體系有更深層的思考。
醫療訴訟對醫病雙方都是巨大的折磨。婦產科醫師承擔著迎接新生命的喜悅，也背負著極高的風險與壓力。一件醫療訴訟，無論最終結果如何，都可能對醫師的職業生涯造成重大打擊 。我們應理解，醫師也是人，醫療科技也有其極限。
然而，理解不等於縱容。法律制度的目的，正是在於建立一個平衡的問責機制：既要避免醫師因為無法控制的醫療風險而動輒得咎，導致防禦性醫療，也要確保病人的權利在醫師未盡到應有注意義務時，能獲得應有的保障。作為父母，在產檢過程中，主動與醫師溝通、詢問檢查的極限與可能的風險，建立互信的醫病關係，是保護自己與寶寶的第一步。
如果您正遭遇這樣的不幸，請記得，尋求法律協助的時機，並非僅僅因為「孩子出生時有缺陷」，而是當您有合理理由懷疑「醫療過程未達應有的注意標準」時。例如，醫師發現異常卻未告知或建議進一步檢查、或在檢查過程中有明顯違反醫療常規的疏漏等 。
產檢醫療疏失的案件，涉及複雜的醫學專業與法律解釋，需要經驗豐富的律師協助您整理病歷、解讀鑑定報告，並在訴訟中為您主張最有利的權利。這是一條漫長且艱辛的道路，但為了孩子未來的照護資源與捍衛您應有的權利，尋求專業協助是必要且重要的一步。如果您需要進一步的諮詢，亮遠法律事務所願意傾聽您的處境，並提供專業的法律分析與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