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OCT 2025 張倍齊律師律師
夫妻關係中，信任是維繫婚姻的基石，然而當信任破裂，一方發現配偶有不忠行為時，為尋求心靈上的慰藉或未來關係的保障，要求對方簽署一份「外遇切結書」成為普遍的作法。這份切結書通常會約定，如果再犯，將面臨無條件離婚、放棄子女監護權或支付高額賠償金等懲罰。然而，這份看似充滿約束力的文件，其在法律上的效力究竟如何？這不僅是當事人關心的問題，也涉及台灣法律對婚姻關係的根本態度。
(一) 台灣法律如何定義婚姻中的忠誠？
婚姻關係不僅是情感與道德的結合，更在法律上賦予雙方特定的權利與義務。在台灣，夫妻互負忠誠義務，這項義務是法律框架下婚姻的核心本質之一 。當一方違背此義務時，即構成法律上的侵權行為。
1、民事侵權行為與通姦罪的演變
過去，外遇行為在台灣不僅是道德上的瑕疵，更在法律上構成《刑法》上的通姦罪，使得受害配偶可以透過刑事訴訟追究不忠者的責任。然而，隨著時代觀念的演變，司法院於民國109年釋字第791號解釋宣告《刑法》通姦罪違憲，該罪因此除罪化 。這項重大變革讓外遇行為不再需要承擔刑事責任，而全面回歸到民事法律的範疇。
許多人認為通姦罪的消失代表法律不再保障婚姻，這是一種誤解。事實上，這一轉變並非削弱法律對婚姻的保障，而是改變了保障的途徑。法律從國家公權力介入的懲罰，轉向賦予個人更強的民事求償與協議權利。這也正是為何「外遇切結書」這類民間契約，在通姦罪除罪化後，反而更加受到實務界與當事人的重視。這是法律制度向私法自治傾斜的體現，讓當事人可以透過民事手段，更彈性地維護自身權益。
2、侵害配偶權的界定與損害賠償
雖然通姦罪已除罪化，但《民法》上的「配偶權」概念仍然受到多數法院判決的承認與保障 。所謂「配偶權」，是指夫妻之間互相享有忠誠、維持婚姻圓滿的權利與義務。當一方與第三者發生了「超乎一般友誼的行為」並破壞了這段權利義務關係時，即構成「侵害配偶權」的侵權行為 。
根據《民法》第184條第1項與第195條第3項的規定，當配偶權受到不法侵害時，受害人可以向外遇配偶及第三者請求非財產上的損害賠償，也就是俗稱的「精神慰撫金」。值得注意的是，實務見解對於「侵害配偶權」的認定範圍，並非僅限於通姦行為（即性行為）。其範圍已擴大至「逾越社會一般通念所能容忍之範圍」的不正常親密往來，包括傳送曖昧訊息、私下約會、親暱稱謂等 5。這一點至關重要，因為它使得外遇切結書中對「外遇行為」的定義可以非常廣泛，從而增加其對不當行為的約束力。這也體現了律師在法律文件撰寫上的專業價值，透過精確的文字來強化當事人的法律保障。
在判斷外遇切結書中的條款是否具有法律效力時，法院主要依循兩個核心原則進行權衡：契約自由原則與公序良俗原則 。
契約自由原則是民法上的基本理念，它允許當事人可以在不違反法律的前提下，自由地約定契約內容。因此，只要是雙方自願簽署的協議，原則上都對雙方具有拘束力。
然而，這項自由並非毫無限制。公序良俗原則作為一項概括性條款，旨在維護社會的公共秩序與一般道德規範，如家族秩序等。若契約內容違反了這些社會所共同認可的價值觀，即便雙方同意，該條款仍可能被認定為無效。
這兩個原則的拉扯與權衡，是理解外遇切結書效力的關鍵。法院在審理時，並非機械式地適用法條，而是會考量契約訂立的具體情境、雙方的權利義務是否平衡，以及協議是否可能被用於不法或不道德的目的。這也解釋了為什麼不同案件的最終判決可能有所不同，沒有「一體適用」的標準答案。
(一) 無條件離婚，法院不會買單
在許多外遇切結書中，最常見的條款便是「若再犯外遇，則無條件離婚」。然而，這類約定在法律上幾乎會被認定為無效。
實務見解，包括最高法院的早期判例與目前多數法院的看法，都認為預先約定「無條件離婚」的條款不具法律效力。究其原因，離婚涉及身分關係的重大變動，而非單純的財產契約。台灣法律對於離婚設有《民法》第1052條等法定事由，法院必須審查雙方的婚姻關係是否已達難以維繫的程度。婚姻不僅是夫妻兩人之間的私事，它更關係到社會的基本單位與公共利益，因此不能以一紙私下契約架空法律對婚姻關係的審查與保障。這種身分權具有「一身專屬性」，不能預先或任意放棄 。因此，即使簽了這份切結書，若要離婚，仍需透過法定程序，由法院判斷是否符合離婚要件。
(二) 子女監護權，無關乎外遇與否
另一個常見的無效約定是「若再犯外遇，則無條件放棄子女監護權」。這類約定的法律效力也極低，因為其違反了法律的最高原則：「子女之最佳利益」。
根據《民法》第1055條之1的明文規定，法院在判斷子女監護權歸屬時，唯一的核心考量是「子女的最佳利益」，而非父母的過失行為。法官會綜合評估父母的品行、經濟能力、教養計畫、與子女的感情狀況等多重因素 。雖然一方的外遇行為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法官對其品行的判斷，但這絕非唯一的決定性因素。例如，外遇一方若能證明自己具有更穩定的經濟能力、更良好的教養計畫，或與子女有更緊密的感情連結，仍有可能被法院判定為更適合擔任監護人 。
因此，外遇切結書中約定「無條件放棄監護權」的條款無法直接強制執行。然而，這類約定在實務上並非毫無用處。雖然無法直接強制執行，但它可以在後續的訴訟中成為一份重要的證據，用來證明外遇一方在品行上的瑕疵，進而影響法官對「子女最佳利益」的綜合判斷。這是一個重要的法律策略。
(一) 精神慰撫金：為忠誠承諾賦予法律效力
相較於身分權的約定，與財產相關的約定則更常獲得法院的認可。目前，最高法院及多數實務見解均支持外遇切結書中約定「若再犯外遇，即應賠償一定金額」的條款，認為這不違反公序良俗 。
這筆賠償金的性質，可以被認定為精神損害賠償或懲罰性違約金。兩者的區別在於：
精神慰撫金：其功能在於填補受害方因外遇所承受的精神痛苦。法院在審理時，有權依據《民法》第195條，綜合考量雙方身份地位、經濟狀況、外遇情節等因素，對金額進行酌減，使其符合公平原則。
懲罰性違約金：其目的在於對違反承諾的行為進行懲罰，不必然與實際損害相關。最高法院曾支持過高達新臺幣伍仟萬元的懲罰性違約金，這顯示只要約定明確且不違反法律，法院通常會尊重雙方當事人的意思，賦予其法律效力 。
外遇切結書中約定賠償金的真正價值，不僅在於事後求償，更在於「降低舉證難度」。在沒有切結書的情況下，受害人需向法院舉證其精神損害的程度，這往往是一個繁瑣且難以量化的過程。但若有切結書，受害方可以直接依據契約請求約定金額，省去證明精神損害的過程，這對當事人是極大的法律保障。
外遇切結書絕非萬靈丹，它無法從根本上修復破裂的信任，也無法確保婚姻的永續。然而，它是一份重要的法律工具，能夠為受害方提供實質的經濟保障，並在後續的訴訟中扮演關鍵的證據角色。它將道德上的忠誠義務轉化為具體的法律約束，讓當事人能更有效地維護自身權益。
法律的判斷並非非黑即白，每一份切結書的效力都取決於其具體內容與簽署時的實際情況。不論是撰寫、簽署或主張外遇切結書，都涉及複雜的法律判斷與策略。在面臨婚姻危機時，建議尋求專業律師的協助，確保切結書的內容合法有效，並能在關鍵時刻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