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OCT 2025 張倍齊律師律師
這篇要介紹一個特殊的判決：「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399號判決」。
這是一個引人入勝的法律故事，它不僅涉及傳統的遺產繼承與家庭糾紛，更觸及了深層次的親情倫理與法律界線。長久以來，人們普遍將喪葬事務視為私密的家庭內部事務，認為法律不應過度介入。然而，當家庭成員因故被惡意排除在親人身後事之外時，其情感權利是否能得到法律的保護？這則真實判決，正是對此問題的深刻回應。
此案的特別之處在於，它將原本屬於道德層面的「親情義務」或「人倫情感」，透過法院的判決，轉化為具體的法律義務與可賠償的「權利」。這凸顯了法律的演進，從僅保護財產與人身安全，擴展至維護更為抽象且複雜的「情感利益」。這也意味著，當某些行為對他人造成情感上的重大創傷時，法律不再袖手旁觀，而是必須介入以實現社會正義。如果法律對此類行為坐視不理，將會導致有權繼承人被惡意排除在外，其情感權利完全無法獲得救濟。因此，法律必須在尊重家庭自主性與保護個人權利之間找到平衡點，而這正是本案判決的深遠意義。
本案的主角黃老先生，與妻子育有子女，但在年輕時因婚外情，在外也生下其他子女。為了方便理解，我們稱前者的家庭為「大房」，後者的家庭為「二房」。黃老先生生前已完成對二房子女的「認領」法律程序。然而，在他去世後，大房子女並未通知二房黃老先生的死訊，便逕自安排了後事，將骨灰安放在靈骨塔。這種未告知、未參與的惡意隱瞞行為，讓二房子女深感被排斥與傷害。他們憤而提告，主張其「人格權」與「身分法益」受到嚴重侵害，並請求精神賠償。這起案件從地方法院、高等法院、最高法院，歷經發回更審，總共四個審級，最終在更一審畫下句點，其判決結果為我們提供了寶貴的法律啟示。
(一) 認領的法律意義：從非婚生子女到法律上的「婚生子女」
在本案中，大房子女曾抗辯，他們從小就不知道父親有認領二房的子女。然而，這項抗辯在法律上顯得薄弱。關鍵的法律依據在於黃老先生生前已完成了「認領」程序。在法律上，「非婚生子女」是指沒有經過婚姻所生的子女，而「私生子」則帶有貶義，前者才是正確的法律用語。
依據《民法》第1065條第1項規定，非婚生子女經生父認領後，在法律上將其視為「婚生子女」。這項法律效力非常強大，它會「溯及於出生時」，而非認領時才生效。這表示，二房的子女從他們出生那一刻起，在法律上就已是黃老先生的直系血親卑親屬，享有與大房子女完全相同的權利與義務，特別是繼承權。
大房子女主張「從來不知道爸爸有認領」，這反映了社會觀念與法律現實的脫節。儘管他們在情感上可能排斥二房，但在法律上，他們與二房子女是完全平等的繼承人。這種情感與法律之間的認知落差，正是導致本案爭議的根本原因。既然認領的效力溯及於出生，那麼在法律上，大房和二房的子女對父親遺產和遺體處置權的繼承權就是同時存在的。這也推翻了大房主張「不知道」作為免責事由的合理性。因為作為繼承人，應有義務清查所有法定繼承人，特別是在辦理遺產稅申報等法定程序時，這份義務讓「不知道」的說法在法律上顯得微不足道。
(一) 繼承人公同共有的遺體處分權
在我國實務見解中，被繼承人（逝世者）的遺體、遺骨或骨灰，並非《民法》上的「遺產」，因此無法以遺產繼承的方式進行處分。然而，它也不是無主的。它被法院視為一種「具人格性之物」，由所有繼承人「公同共有」。
「公同共有」意味著，所有繼承人對於遺體的處分權，例如火化、下葬或入塔，必須經過全體公同共有人的同意，否則便構成對他人權利的侵害。在本案中，大房子女在未告知二房的情況下，逕自將黃老先生火化並放入靈骨塔，這行為不僅是情感上的傷害，更直接構成對二房「遺體處分權」的侵害。這是一個具體的、可衡量的法律權利侵害，而非單純的抽象情感糾紛。
喪葬事宜的決定權屬於所有繼承人公同共有，這是法律上對逝者人格尊嚴的延續性保護，同時也是對生者情感權利的一種保障。大房的行為違背了「全體同意」的要件，其後果是可預見的。這也解釋了為何法院必須介入，因為這已不是家庭內部可以協調的紛爭，而是侵害了法律所保護的權利。
(二) 子女對逝父的「敬愛追慕之情」與人格法益
除了遺體處分權，二房子女還主張他們的「人格權」與「身分法益」受到侵害。根據《民法》第195條，當他人的「人格法益」受到不法侵害且「情節重大」時，可以請求精神慰撫金。法院在判決中明確指出，遺族對於故人的「敬愛追慕之情」屬於法律上所保護的「一般人格權」。
二房子女無法參與父親的喪禮，無法見到父親最後一面，甚至訃聞上也沒有他們的名字，這種惡意隱瞞的行為，被法院認定為嚴重侵害了他們對於父親的敬愛之情，屬於「情節重大」的人格法益侵害。
這起判決的意義在於，法院透過此案，進一步確立並擴大了《民法》第195條的適用範圍。它告訴我們，精神上的痛苦不僅限於身體受傷或名譽受損，還包括因惡意行為而被剝奪與親人告別的權利所帶來的巨大情感創傷。這將「喪葬權」從一個模糊的社會概念，提升為具體的法律上可請求保護的權利。
為什麼「無法參與葬禮」會被視為情節重大？法院的判斷並非主觀臆測。法官觀察到黃老先生的告別式有許多親友、獅子會會友及公司員工到場悼念，可見其生前社經地位顯赫。然而，獨獨親生子女卻被排除在外，這種強烈的對比足以證明大房的行為是故意的、惡意的，且對二房造成了嚴重的精神打擊。這一步步的推論，讓法院的判決站穩了腳跟。
大房子女主張，二房與父親關係疏遠，沒有盡到子女孝順義務，故不應有權參與後事。然而，法院認為，依據我國的「社會風俗倫理觀念」，繼承人應有互相通知死訊的義務，特別是親生子女。
《民法》第72條即規定，法律行為若有背於「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無效。雖然本案不涉及契約無效，但法院在判斷「情節重大」與否時，顯然將「倫常孝道」這種社會普遍價值觀納入考量。
這起案件的核心意義在於，它將台灣社會根深蒂固的「孝道」與「人倫」觀念，與抽象的法律原則（如人格法益與公同共有）完美結合。法院在沒有明確法律條文規定「繼承人應互相通知死訊」的情況下，透過對「公序良俗」的解釋，創造了一種新的法律義務。法律不應與社會脫節。如果法律只僵硬地保護財產，而無視人與人之間最根本的情感連結與社會倫理，那麼法律將無法獲得人民的信賴。此案判決的精妙之處，在於它展現了法律的彈性與智慧，即便是看似無關的法條，也能在特定情境下被賦予新的意義，以確保判決結果符合社會正義。
表一：重要法律概念解析
法官並非單純根據二房的陳述就做出判斷，而是透過嚴謹的調查來確認「情節重大」的事實。根據法官的調查，他們仔細檢視了訃聞上是否缺漏二房姓名，甚至還去看了告別式花圈的照片與簽名冊。這些證據證實，黃老先生生前的親友團體，包括獅子會的會友與公司員工，都有前來悼念，但獨獨親生子女卻被排除在外。這種強烈的對比，讓「情節重大」不再是主觀感受，而是有客觀證據支持的法律事實。
(一) 精神慰撫金的認定標準
本案最終判決大房的繼承人需賠償二房的繼承人每人新台幣8萬元。這個金額並非隨意裁定，法院在認定精神慰撫金時，會綜合考量多方因素，例如：
侵害行為的性質與情節。
雙方當事人的身分、地位、經濟狀況。
被害人所受精神痛苦的程度。
賠償金的數額雖然不高，但其象徵意義遠大於實際金額。它代表著法院對二房情感權利被侵害的正式承認。在一般車禍案件中，輕微挫傷的精神賠償可能只有數千至萬元，而本案的8萬元賠償，已遠超過一般輕微侵害的標準，足以證明法院認定此案情節相當嚴重。
為什麼金額不高？這可能是因為法官考量到本案的特殊性。這是一個繼承人之間的糾紛，過高的賠償金可能會加劇家庭成員之間的矛盾，不利於和解，也不符合社會和諧的價值。8萬元的金額既能表達對受害者的法律肯定，又能避免過度懲罰，這顯示出法院在量刑上的謹慎與平衡。
儘管法律沒有明文規定「必須通知所有繼承人」，但在遺產繼承程序中，通知義務是不可或缺的一環。例如，在辦理遺產稅申報時，納稅義務人應在被繼承人死亡起六個月內主動申報。如果其中一位繼承人惡意隱瞞，導致其他繼承人錯過申報期限，後果將非常嚴重。這不僅會面臨罰鍰4，還可能影響遺產的分割與分配5。本案的啟示是，當家庭關係複雜時，法律程序必須被嚴謹地遵守。任何基於情感或私利的隱瞞行為，都可能帶來意想不到的法律後果。
表二：本案關鍵爭點與判決簡表
在處理家庭繼承事務時，切勿僅憑個人情感或既定認知判斷。當親人過世，第一步應是透過戶政機關等正式管道，清查所有合法的繼承人，特別是那些可能不為人知的非婚生子女或收養子女。這是確保繼承程序合法且周延的第一步，也能避免日後衍生不必要的法律爭端。
處理遺產繼承是一項複雜且專業的法律程序，不僅包括遺產清查與分配，還涵蓋了遺產稅申報、債務清理等重要環節。當家庭關係複雜或成員之間存在矛盾時，尋求專業律師的協助至關重要。律師可以確保所有程序合法且周延，並協助協調各方意見，避免因一念之差而導致重大的法律後果。對於喪葬事宜，應盡可能取得所有繼承人的共識。若無法達成協議，可由法院裁定，切勿擅自處分。
本案的判決讓我們看到，法律不僅是保護有形財產的工具，它也能跨越傳統界限，保護個人最深層的情感與尊嚴。這個特別的案例，提醒我們在面對家庭糾紛時，除了情感，更應以法律為後盾，捍衛自身的權利。法律護身符，不僅保護你的財產，更能為你的情感權利提供堅實的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