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OCT 2025 張倍齊律師律師
近一年來，台灣的刑事醫療糾紛偵辦，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新聞報導指出，自2023年《刑事訴訟法》修正條文上路以來，負責刑事醫事鑑定的衛福部醫事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醫審會），收到的鑑定案件幾乎全數退回，導致數百件案件積壓，司法偵辦進度形同癱瘓。
醫事鑑定，是司法機關判斷醫師是否因「過失」而導致病患權益受損的關鍵。由於醫療行為的高度專業性，不具備醫學背景的法官或檢察官，必須仰賴這份專業報告，才能判斷醫療行為是否符合當時的專業水準。當這扇釐清真相的大門被關閉，不僅受害者的司法救濟之路變得遙不可及，也讓整個醫、病、法體系陷入三方皆輸的僵局。
這場危機並非無端發生，而是長期以來醫、病、法三方結構性矛盾的集中爆發。良善的法律改革初衷，卻在現實中遭遇劇烈衝突。本文將深入剖析這場鑑定危機背後的制度脈絡，從舊制之弊、新法衝擊，到各方的困境，並提供律師的專業建議，帶領讀者看清問題癥結，尋找可行的破冰之道。
在2023年修法之前，台灣的刑事醫療鑑定制度主要由衛福部醫審會執行。然而，長久以來，這套模式因其運作方式而飽受爭議。
首先，是醫審會的公正性問題。雖然醫審會的醫事鑑定小組成員包含了法學專家和社會人士，立法目的在於避免「醫醫相護」的疑慮，但非醫療專業人士的比例不得少於三分之一，這也同時引發了其鑑定專業性的質疑。此外，醫審會作為衛福部下屬機構，其鑑定對象卻是全國醫療院所，本身就存在著監督與鑑定之間的利益衝突 。
其次，鑑定舊制最大的問題在於「不具名、不具結、不公開」的原則。醫審會出具的鑑定報告是以「機關名義」發出，而非由實際執行的醫師具名。這使得鑑定報告的真實性缺乏個人擔保。同時，當事人無法得知鑑定委員的身分，自然也無從對鑑定人行使《刑事訴訟法》賦予的「對質詰問權」。這被認為是對被告權益保障不周，嚴重違反了程序正義。
最後，醫審會鑑定報告的內容也常遭質疑。依據規定，鑑定書應載明委託機關、案情概要、鑑定意見等，但卻被指出常欠缺最重要的「鑑定經過」，也就是鑑定方法與依據，使得其證據能力在法庭上備受挑戰 。
為了彌補舊制存在的重大缺陷，確保鑑定程序的透明與公平，2023年《刑事訴訟法》鑑定章節進行了修正。這次修法背後，是一場司法部門對「程序正義」的堅決捍衛。修法意圖透過強化鑑定人的個人責任與保障當事人的對質詰問權，來提升鑑定報告的證據能力與可信度 。
新法對鑑定人提出了三大核心義務：
具名義務：機關鑑定之書面報告必須載明實際實施鑑定者的姓名，終結了長久以來的匿名制，讓鑑定人必須為其專業意見負責 。
具結義務：鑑定人應於鑑定前具結，誓言鑑定意見將基於客觀與專業，而非虛偽不實，進一步擔保報告的真實性 。
到庭說明義務：鑑定人原則上必須到庭，以言詞說明其鑑定意見，並接受訴訟雙方（包括檢察官與辯護律師）的對質詰問 。這項規定旨在讓當事人能直接與鑑定人溝通，完整釐清爭點，避免司法機關僅憑書面報告而做出誤判。
新法本意良善，但在實際運作上卻未能考量到醫療實務的特殊性，導致一場「法律理想主義」與「醫療專業現實」的劇烈衝突。
修法後，醫界對新制產生強烈反彈，導致鑑定意願大幅降低。醫師的反彈並非沒有道理，其主要顧慮在於：
心理壓力與人身安全威脅：具名後，鑑定醫師可能面臨當事人或其關係人的關說、騷擾甚至報復。在醫病關係日益緊繃的當下，這種風險讓許多醫師望之卻步。
本業與義務的衝突：醫師的臨床業務已然龐大，現行制度下，難以負荷為鑑定出庭的義務。出庭不僅佔用寶貴的看診與手術時間，也造成精力上的雙重負擔 。
報酬與風險的不對等：部分醫界人士認為，鑑定報酬與所承擔的巨大責任和風險不成比例，難以激勵醫師參與。
這種對不對等風險的集體迴避，直接導致了醫審會鑑定業務的停擺 。這反映出立法者在推動改革時，未能充分考量配套措施與跨領域協調，使得法規的實施在現實中「水土不服」，良善的初衷最終卻製造了更嚴重的問題。
從病患和家屬的角度來看，鑑定停擺所造成的直接影響是司法救濟之路的中斷。當檢察官無法取得具證據能力的鑑定報告時，幾乎無法證明醫師有「過失」，導致案件偵辦停滯或最終以不起訴處分終結 。
在刑事途徑受阻下，病患的民事求償之路也難以取得有力證據，被迫轉向成本高昂、時間漫長的民事訴訟，或直接放棄權益 。漫長的訴訟過程（平均長達四年半）對病患及其家屬造成巨大的身心傷害與長期陰影，許多人為了等一個真相，耗盡了青春與心力 。
新制所帶來的壓力，使得醫師鑑定意願大幅降低，這是鑑定停擺的直接原因。許多醫師因擔憂具名後可能遭受攻擊或報復，紛紛拒絕參與鑑定，使得司法機關四處碰壁 。醫界普遍認為，新制並未解決根本問題，反而增添不合理負擔，因此選擇以消極迴避的方式，來抵抗這場制度性排斥。
對於司法機關而言，鑑定停擺讓整個體系瀕臨癱瘓。在刑事訴訟中，檢察官負有舉證責任。然而，在缺乏具證據能力的鑑定報告下，檢察官幾乎不可能證明醫師的「過失」與醫療結果之間存在「因果關係」。這使得案件偵辦陷入無案可辦的窘境，大量案件被退回或停滯，嚴重影響其維護社會正義的職責。新法本為保障被告對質詰問權，但鑑定停擺反而讓被告根本無法獲得鑑定報告，使得此一權利在實務上形同虛設，形成一種弔詭的局面。
面對這場多方受害的鑑定危機，各界也正積極尋找解決方案。在這場制度失靈的時刻，律師的角色不再只是被動地等待鑑定報告，而是轉變為「策略顧問」與「權益守護者」。律師必須主動出擊，協助當事人尋找突破口。
聚焦「告知說明義務」：在醫療技術過失鑑定難以取得時，律師可以協助當事人將焦點轉向醫師是否善盡「告知說明義務」。醫師在進行治療前，應向病患說明風險、副作用等，若未充分告知，即便醫療處置本身無明顯疏失，醫師仍可能因違反告知義務而需承擔法律責任 。律師可以透過仔細審閱手術同意書、病歷等文件，找出其中的疏漏，為當事人另闢蹊徑。
從刑事轉向民事訴訟：由於刑事偵辦的停滯，律師可建議當事人優先考慮民事求償。雖然同樣需要舉證，但在民事訴訟中，律師可以協助當事人自行聘請專家意見，並從病歷、醫學文獻中尋找有利證據，不完全依賴官方鑑定。
善用非訟管道：律師可以協助當事人透過調解、和解等非訟途徑解決爭議。這不僅能節省時間與金錢，也能避免漫長的訴訟煎熬，對醫病雙方都是較佳的選擇。律師在此可作為專業談判者，確保當事人在和解過程中不簽下對自己不利的文件，保障權益。
刑事醫療鑑定停擺，是台灣司法與醫療體系長期矛盾的一次集中爆發。它不僅是一個法規的技術性問題，更是一個需要醫、病、法三方共同面對的結構性困境。
儘管現行制度面臨嚴峻挑戰，但這並不意味著當事人的權益就此無路可走。身為專業律師，我們深知在制度失靈時，更需要仰賴專業的法律知識與策略，為當事人尋找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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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必保留完整病歷與證據：病歷是訴訟的關鍵。無論是書面或數位病歷，都應妥善保存。在第一時間向醫院申請完整病歷，是保障自身權益的第一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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