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OCT 2025 張倍齊律師律師
當您身陷刑事案件，成為「被告」的那一刻起，內心的焦慮、恐懼與不安便如影隨形。而在這段艱難的訴訟過程中，最令人困惑與挫折的，莫過於連自己花錢聘請的辯護律師、代表國家追訴犯罪的檢察官，甚至是理應中立審判的法官，都或明或暗地建議您「認罪」。
「我請律師不就是要來幫我辯護的嗎？怎麼反過來勸我認罪？」、「檢察官不是應該查明真相嗎？為什麼急著要我承認？」、「法官不是應該聽我解釋嗎？為何還沒審判就好像認定我有罪？」這些聲音，是許多被告內心最真實的吶喊。
這篇文章的目的，正是要為您揭開這層迷霧。司法實務的運作，遠比電影或戲劇描繪的黑白分明來得複雜。「認罪」的建議，往往並非背叛或放棄，而是一種基於現實證據、法律規定與訴訟經驗所做出的高度專業策略。本文將從辯護律師、檢察官與法官三個不同角色的視角，深度解析他們為何可能勸您認罪，幫助您理解這背後的邏輯，並在攸關人生的十字路口，做出最明智的策略選擇。
許多當事人認為，律師的唯一目標就是打贏官司、爭取無罪。然而，一位負責任的律師，其核心職責是為當事人爭取「最佳利益」，而這個「最佳利益」的定義，會隨著案件的具體情況而動態調整。
(一) 當證據「板上釘釘」時，硬拚的風險
在某些案件中，客觀證據對被告極為不利，幾乎到了「板上釘釘」的程度。例如，酒後駕車案件中，酒測值報告是客觀科學數據，一旦超標，要爭執「沒有喝酒」幾乎不可能；又或者，竊盜案件中，若有清晰的監視器畫面拍下整個犯案過程，再多的辯解也顯得蒼白無力。
在這種情況下，律師的專業責任就會從「追求無罪」這個高風險目標，轉移到更為務實的「傷害最小化」（Damage Control）。因為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堅持進行無罪答辯，不僅成功機率渺茫，更可能帶來一系列負面後果：
給予司法官負面印象：在證據確鑿的情況下仍矢口否認，容易讓法官或檢察官認為被告「犯後態度不佳」、「飾詞狡辯」，進而影響後續的處分或量刑。
錯失協商良機：及早認罪，往往是開啟與檢察官協商（例如爭取緩起訴）或向法官求取輕判的入場券。一旦錯過這個時機，等到判決時才後悔，往往為時已晚。
可能導致更重的刑罰：法院最終若認定有罪，在量刑時會將被告在審理過程中的態度納入考量。一場被認為是「無謂掙扎」的訴訟，可能成為法官從重量刑的參考因子之一。
(二) 專業評估的價值：律師為何能看見您看不見的盲點？
人性的盲點在於，身處困境時，我們往往只看得見對自己有利的片面資訊，而忽略了全局的風險。這也是為什麼，許多本身就是律師的專業人士，一旦自己成為被告，仍然會委任其他律師來為自己辯護。因為他們深知，自己「深陷其中」，難以維持客觀的「全局觀」。
您所委任的律師，其最大的價值之一，就是提供一個冷靜、客觀且專業的第三方視角。他能跳脫您的主觀情感，模擬檢察官會如何組織攻擊、法官會如何看待證據，從而對整個案卷（卷證）進行全面的風險評估。您認為的「有利證據」，在專業律師眼中，可能存在著您未曾察覺的瑕疵或矛盾。因此，當律師建議您認罪時，並非他不相信您，而是他以其專業經驗預見了，若堅持無罪答辯，您可能將面臨一場勝算極低且代價高昂的戰役。
一位有良知與專業倫理的律師，其職責是向當事人提供最真實的法律分析與風險預告。如果明知案件無罪機率極低，卻為了迎合當事人「打到底」的期望以賺取律師費，而鼓勵其進行無望的辯護，這不僅是不負責任的行為，甚至可能違反律師倫理規範。
您聘請律師，不只是購買一項「法庭代理」的服務，更是投資於一份「專業的策略規劃與風險管理」。這份投資的價值，體現在律師能幫助您在迷霧中看清方向，在眾多選項中，權衡利弊，選擇一條雖然可能不完美、但卻是傷害最小、最有利於您未來人生的道路。
檢察官代表國家追訴犯罪，他們面對的現實是案件堆積如山，司法資源卻極其有限。在台灣，檢察官的工作壓力之大，時有耳聞。因此，在制度設計與實務運作上，「訴訟經濟」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考量。
對於檢察官而言，如果每個案件，不論證據明確與否，都要經過完整的偵查、起訴、法院審理程序，將會耗費大量的時間與人力。因此，刑事訴訟法設計了多種簡化流程的機制，而這些機制的啟動，通常都以「被告認罪」為前提。當被告承認犯罪事實，案件的爭議性大幅降低，檢察官就能以更有效率的方式結案，將寶貴的司法資源投入到更重大、更複雜的案件中。
檢察官勸說認罪，並非單純為了省事，他們手中也握有相對應的「胡蘿蔔」。當被告認罪，且符合特定條件時，檢察官可以給予對被告相對有利的處分，這形成了一種非正式的「協商」空間：
緩起訴處分：對於非重罪案件，如果被告認罪且有悔意，檢察官可以給予「緩起訴」。這意味著在一定期間內（緩起訴期間），只要被告遵守特定條件（如支付公益捐款、義務勞務等），案件就不會被正式起訴到法院，被告也就不會留下前科紀錄。這對於許多初犯或輕罪的被告而言，是極具吸引力的選項。
聲請簡易判決處刑：如果案件不符合緩起訴的條件，但被告認罪，檢察官可以向法院「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此程序不需開庭言詞辯論，流程較快，且法院判處的刑度通常也會比較輕，例如得易科罰金的徒刑或拘役。
在許多案件中，特別是告訴乃論之罪（如傷害、毀損）或有明確被害人的案件，檢察官在勸諭認罪的同時，也常會敦促被告與被害人達成「和解」。認罪與和解，常是相輔相成的組合。
從檢察官的角度看，被告與被害人達成和解，彌補了被害人的損害，這本身就是「犯後態度良好」的最具體表現。這使得檢察官在裁量是否給予緩起訴或向法院求取輕刑時，有了更充分的理由。從被告的角度看，達成和解不僅能爭取到檢察官的寬待，若案件是告訴乃論之罪，被害人撤回告訴後，訴訟程序便直接終結，這也是最徹底的解決方案。
進入法院審理程序後，法官作為中立的裁判者，言行會更加謹慎。但有時，法官也會在庭上對被告做出暗示，其背後同樣有著訴訟經濟與量刑的考量。
我國刑法第57條明訂，在科刑時應審酌的事項之一，就是「犯罪後之態度」。在法官眼中，「自白」（承認犯罪）是評斷犯後態度的最重要指標之一。
當法官在庭上語重心長地提示：「本案的相關證據都指向你，你真的不考慮承認嗎？」這句話的潛台詞往往是：「我正在給你一個機會，讓你展現悔意。如果你現在認罪，法律允許我將你的『自白』與『犯後態度良好』作為減輕刑度的重要理由。」這並非預斷有罪，而是在向被告揭示法庭遊戲規則的現實面。
法官審理過無數案件，對於被告的辯詞是否合乎常理，心中自有一把尺。當某些辯解，例如詐騙集團的車手堅稱不知道提領的款項是贓款，或提供帳戶者聲稱完全不曉得帳戶會被用於犯罪，在眾多客觀證據（如對話紀錄、異常的金流）面前顯得極不合邏輯時，法官內心可能想的是：「你真的把法庭當成可以隨意編故事的地方嗎？」
此時，法官可能會明確告知被告堅持否認的後果：「我們尊重你的辯護權，你可以聲請調查任何你想調查的證據。但如果調查完畢，法院最終仍認定你有罪，你這種浪費司法資源、飾詞狡辯的行為，將會被視為犯後態度惡劣，成為從重量刑的參考。」這不是威脅，而是對法律框架下，不同訴訟選擇可能導致不同後果的坦誠告知。
總結來說，律師、檢察官、法官之所以可能勸您認罪，背後並非存在一個針對您的陰謀，而是整個司法系統在追求效率與公平之間，所形成的一套務實運作邏輯。
當然，認罪與否的最終決定權，永遠在您自己手上。如果您堅信自己是清白的，那麼任何人都不能強迫您承認沒有做過的事。然而，這個決定不應僅憑一時的情緒或不切實際的幻想。法律的世界不像電影，往往沒有非黑即白的絕對正義，更多的是在證據與法律之間，做出最有利的策略權衡。
在開庭前，在您做出任何陳述之前，最重要的一步，是尋求專業律師的協助。一位經驗豐富的律師，能夠為您全面分析卷證中的利弊，客觀評估風險，並規劃出最適合您的辯護方向。究竟是該力爭無罪，還是選擇認罪以換取較輕的代價，這是一個需要智慧與勇氣去面對的策略選擇。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幫助您對司法訴訟的運作有更深的體悟，做出對您最有利的決定。
